●　经济增长动力的结构性变化是初步的，还不能适应经济持续快速增长要求

●　进一步加大体制改革力度和政策扶持力度，促进新的高增长行业迅速发展

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动力何在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总体上保持了快速增长的态势。工业化国家的历史经验显示，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会有一个加速期，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动力来自经济结构全面而迅速地转换。我国经济这些年来的快速增长，也是以结构转换为背景的。在不同时期，经济的快速增长与一组高增长行业直接相关。上世纪80年代初中期，起带动作用的高增长行业主要是轻工、纺织等行业。经过80年代末的调整，从1992年开始，经济进入新一轮快速增长，高增长行业主要是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新一代家电产品和房地产等。

1998年以后，经济增长速度趋缓。亚洲金融危机是一个重要的外部影响因素，但作为一个内需为主的大国来说，问题主要还是在国内。对经济增长趋缓的原因，从产业变动和宏观经济的关系角度，可以理解为90年代初崛起的高增长行业到90年代后期作用力显著下降，宏观经济的持续增长需要寻求和推动一组新的高增长行业。目前，大多数城市居民已经基本解决了吃、穿和用的问题，正在向提高住、行、通讯和其他方面生活质量的层次过渡，与这种消费结构变动相对应的住宅、汽车、机械、电子通讯、建材、城乡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为生产和生活提供支持的服务业，都合乎逻辑地可以成为新一轮经济增长期的高增长行业。

然而，实际情况是上述行业中的多数并未达到应当具有的高增长状态。与前些年的高增长行业相比，上述行业在市场需求和产业进入上存在着更多的体制和政策障碍。例如，福利分房制度已被初步打破，但货币化分配、二级市场的开放和培育、相关金融服务，在不少地方包括一些特大型、大型城市依然步履维艰；抑制性的消费政策和严格的产业进入政策，使我国的大多数汽车产品价格长时间内高于国际市场价格，汽车产业的消费和生产无法进入良性循环；基础设施建设过多地依赖于政府财政资金和行政性资源分配，市场化投融资体制和机制的作用严重不足；社会保障体制的不完善和资金缺口，使中低收入阶层的消费行为趋于谨慎和保守，等等。特定的需求和供给障碍的存在，使那些原本有希望高增长的行业或领域的潜力不能得到充分释放，国民经济呈现出高增长行业的带动力不足、非农产业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由于产业结构升级受阻而放慢、城市就业压力加大、农民进入非农产业和城市速度迟缓而导致收入增速下降的状态，宏观上则表现为内需不足，增长率在较低水平上徘徊。

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的消费和投资预期降低，已有的经济和社会矛盾有所加剧，并且出现了某些新的矛盾。首先，最紧迫的是农民收入增速下降。其次，城市就业压力加大，城乡劳动力之间的就业摩擦和冲突增多，下岗和失业人数的上升增加了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再次，投资预期下降，进一步加大了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融资难度。

内需不足、经济增速减缓所导致的问题和困难是多方面的，而且具有循环累积的性质。不解决经济增长动力问题，不将高增长行业的潜力充分发掘出来，经济和社会中的诸多问题和困难将无法得到根本性缓解。

经济增长动力正在发生重要变化

针对内需不足的状况，国家采取了以发行和使用国债为主要内容的积极财政政策。同时，国家在国有企业改革、住房制度改革、社会保障制度改革、金融体制改革、结构调整和升级等方面出台了多方面的政策措施。如果说前一方面的政策主要着眼于经济增长过程的稳定，后一方面的政策则更多地在培育经济增长新动力上发挥作用。

目前，国债资金的拉动作用逐步由新的高增长行业的拉动作用所替代的替代关系已经出现。一方面，国债资金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逐步减弱。首先，近几年内，每年新增GDP总量不断增大，但国债资金基本维持原有规模，说明GDP增长对国债投入的依赖度下降。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的分析，今年上半年，与国债相关性较大的预算内投资资金增长51.8％，但只占到（不包括集体和个人的投资部分）资金增量的7.9％。其次，与国债投资联系很少的城乡集体和个人投资上半年分别增长15.8％和19.4％，增幅比一季度分别提高3.2个和10.3个百分点。第三，与国债投资联系很少的房地产投资上半年同比增长32.9％，增幅提高4.7个百分点，在全部投资增量中的比重已达到32.1％。第四，分地区看，对国债投资依赖度较低的东部地区上半年投资增长22.9％，增幅比西部地区高出2个百分点。另一方面，若干个新的高增长行业正在形成，在经济增长中扮演的角色日益重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的“中国产业增长景气指数”研究成果显示，今年上半年，汽车、机械、建材、医药、电力、煤炭等行业表现出显著的景气上升态势，房地产、电子、邮电通信等行业保持了较高增长速度。最突出的是汽车行业，产销快速增长，市场空前活跃，汽车产业正在成为对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增长带动力最强的产业之一。房地产业继续保持快速发展态势，住房二级市场也日趋活跃，有些地方存量住房成交面积超过同期商品房销售面积。此外，煤炭、电力行业的景气指数也处在较高水平，在一定程度上表明经济增长正处在上升状态。

今年上半年全国GDP增长7.8％，呈现出良好势头。在关注总量变化的同时，应当更多地关注新的高增长行业拉动力量的加强，关注经济增长动力的结构性变化，因为后者对经济总量快速增长的可持续性有着实质性影响。

进一步挖掘高增长行业的潜力

经济增长动力的结构性变化是初步的，还不能适应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要求；高增长行业呈现出的发展势头还不稳定，很大一部分潜力尚有待发掘；高增长行业所面临的体制和政策障碍还需要进一步排除，以促使整体经济进入良性循环。为使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的经济发展有一个稳固基础，应将进一步发掘高增长行业的潜力放在优先位置。

发掘高增长行业潜力的关键是进一步排除有关的体制和政策障碍，为高增长行业在需求和供给两方面创造宽松环境。具体地说，在需求领域，使有关需求特别是居民消费需求充分释放，形成旺盛而持续的市场需求；在供给领域，形成良好的行业进入条件和公平竞争条件，吸引新的投资者，促进创新和产业结构优化。当前应着力推动如下一些改革和政策调整。

―――加快住宅产业的市场化进程。近几年住房制度改革有了较大进展，但发展不平衡。要抓紧落实国家有关部门已经出台的有关住房货币化补贴、二级市场开放和培育、降低房屋交易费用等方面的政策，使原先住公房的广大居民与住宅产业真正建立起市场化关系。应在短期内使一些进展迟缓的城市在二级市场开放，特别是使房改房上市交易有突破性进展。这个环节打通了，住宅产业的市场容量和可持续发展将上一个大的台阶。

――――保护、引导、加强汽车产业的良好增长态势。在今年以来的汽车产业增长中，也含有一些不稳定和不健康的因素。汽车消费政策有所放宽，但尚不到位，应加快新政策的制定和出台。汽车消费环境的改善，要同城市发展战略结合起来统筹考虑。加入世贸组织后，汽车行业进入政策有所松动和调整。在汽车产业投资问题上，必须坚决贯彻“政企分开”的原则。政府的基本职责是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向企业提供相关信息，改进产业发展所需要的生产要素的质量等，而不宜拿财政资金进行直接投资。对市场化的投资主体，特别是民营投资主体，则应进一步解除行业进入限制。　　　　

――保持电子通讯产业的快速增长势头。近几年该产业的增长率大都在30％以上，位居各产业前列，为整体经济7％以上的增长率作出了突出贡献。由于该产业对国际市场的依存度较高，国际经济形势的好转对该产业高增长态势的恢复和保持至关重要。中长期看，增强我国电子通讯产业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竞争力，是保持其快速增长的基础。其中值得重视的一个问题是推动电子通讯产业的区域集聚。珠江三角洲的电子通讯产业集聚已初具规模，在专业化生产、分工深化、物流供应等方面已形成显著的特点和优势。长江三角洲等地区也出现了类似趋势。与其他地区相比，这些地区的电子通讯产业的采购和生产成本有着明显优势。下一步应当继续推动这一积极变化，在电子通讯产业的社会支撑服务体系、政府管理方式等方面进行必要调整和改革。

――加快城市建设投融资体制的改革，建议试点发行市政建设债券。我国正处在城市化进程加速时期，若干大城市圈已初具端倪。城市建设仅靠政府财政资金，已远不能适应需要。国际国内在吸收包括外资在内的社会资金促进城市建设上，已经积累了不少成功经验，应在总结、提升这些经验的基础上，结合各地的实际加以推广。就政府建设资金而言，建议在有条件的城市试点发行市政建设债券。这样在拓宽城市建设资金来源的同时，也可减轻中央政府举债建设的压力。

――多渠道筹措社会保障资金，改善中低收入阶层的消费预期。充实社会保障资金，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对促进中低收入阶层的消费，扩大内需，是一个重要因素。应当积极探索国有企业改制中通过引入新的战略投资者，使国有资本退出并转入社会保障基金的可行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