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泽民同志在十六大报告第四部分论述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时指出，“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大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这为中国应该如何发展指明了道路和方向。这一道路和方向的选择具有历史必然性，既符合中国的国情也适应世界经济发展的新形势。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既具有后发优势也具有后发劣势，既要借鉴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也要注意自身的特点。说到底，在发展过程中，中国应该充分利用自己的比较优势，当然，这个比较优势既包括外生比较优势也包括内生比较优势。我们认为，这两个比较优势是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必须打好的两张牌。

　　正如江泽民同志所指出的，中国在发展过程中要“正确处理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传统产业、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关系、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关系”。实际上，要正确处理好这一关系就要把握好外生比较优势和内生比较优势的界限和路径。在中国加入WTO新形势下，我们可以合理利用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的要素配置功能，在发展速度和发展效率之间找到一个“最优折衷”，以求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以尽可能高的质量完成中国新型工业化这一艰巨的历史性任务。

　　只有坚持科教兴国战略才能真正发挥科学技术第一生产力的作用，才能制造出中国的内生比较优势，从而走上现代意义上尤其是新经济条件下的可持续发展道路。新增长理论的模型告诉我们：国家的竞争表现为人力资本的竞争，人力资本在长期经济增长中起重要作用。然而，人力资本的形成并不具有物质资本的形成所具有的特点，印度的软件行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套用政治教科书上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社会主义可以创造比资本主义更先进的精神文明”，换句话说，人力资本是可以实现跨越式发展的，这也是我们可以借此塑造自身的内生比较优势的原因。我们认为，没有中国的内生比较优势就不可能实现中国真正意义上的新型工业化，因为没有内生比较优势就没有真正的创新，从而也就没有了所谓的自主知识产权，进而不能形成国家的长期竞争优势。

　　我们在强调内生比较优势的同时也不能忽略了外生比较优势的作用，因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会在很大程度上必须依靠外生比较优势进行发展。中国作为一个转型的社会主义国家，现阶段的工作重心应该放在利用外生比较优势上，只有这样才能解决增长和就业问题，进而逐步解决结构性调整问题。前一段时间，媒体上广泛讨论了如何把中国打造为“世界制造中心”，其根本方法可以算做是外生比较优势原理的应用。当然，另一个典型的应用就是对国有企业进行的改革，目的就是使其符合外生比较优势从而具有自生能力。从外生比较优势到内生比较优势，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内生比较优势的作用相对于外生比较优势而言会逐步上升。当然，这与中国渐进式改革的大思路是一致的。事实上，国外转型经济学界的理论研究表明，渐进式改革是一个帕雷托累进的过程。

　　熊彼特的“创新理论”认为，发展是一种“创造性破坏”。从比较优势的角度进行分析，我们可以认为，“创造性破坏”就是新演生的内生比较优势把原先的内生比较优势转化成了外生比较优势，更确切地说，是转化成了外生比较劣势。我们应该注意到，这种劣势用在别人手里却可以成为优势，产业升级和产业转移的道理正在于此。当然，外生比较优势和内生比较优势的区分并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而言的。实际上，内生比较优势和外生比较优势是一个交互作用的动态过程，这个道理正好体现于江泽民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所指出的“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耗费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