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下订单到农产品销售，订单农业有一套完整模式，在这一模式中，种植户与客商成为按规则“游戏”的运动员，政府则应充当“服务员”、“裁判员”的角色。不过在实践中却往往事与愿违，政府跳不出利益的圈子，有的还主动钻进圈子，变成了“运动员”。

也许政府考虑到，农民出门少，信息不灵，不知道种什么赚钱。于是政府便应替农民做主。先与客商签订合同，承诺种什么，种多少，回头再发动农民依合同去实施。这成为乡镇甚至市县政府发展本地订单农业的一条“捷径”，在有的地方甚至成了固定模式。

政府当然是一片好心，但他们往往“好心换不来好报”。这样的例子并不少见。

去年，儋州某镇曾与外地客商在海口签订了1500亩的尖椒种植购销合同，承诺负责向本镇农民落实。但由于种种原因，农民并不领情，只种植了二三百亩，镇政府只得退回多余的种子。结果惹出一场“放种风波”。镇政府、客商、农民三方利益都受到了影响。客商不收购尖椒，农民只得拔掉。经济利益受损，农民说政府骗人。合同无法兑现，客商要找的自然是镇政府，索要种子费。可以说，镇政府落了个“两头不是人”。

记者调查发现，越是订单农业欠发达的地方，政府越位的情况越普遍。相反，订单农业较为发达的市县，则基本上杜绝了这种现象。

传统计划经济的思路往往认为政府无所不能，事无巨细、事必躬亲才算到位，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种观念如不改变，政府就不能正确地履行其职能。

采访中，对政府在订单农业中该起什么作用的问题，乡镇和市县政府人员的答案是一致的，即服务、引导、协调，而非越俎代疱。遗憾的是，一些回答正确的政府人士在具体操作中也出现了偏差，不该说的话说了，不该做的事做了。

有关人士认为，在订单农业中政府的作用归结起来无非两点：一是引导农民建立与大农业相适应的经济组织，可以是合作式、合伙式，或股份制。二是规范市场行为，创造一个良好的产销环境。种子质量优劣，要靠种子监管部门把关；农民种植中遇到了技术问题，要靠农技服务中心指导；天旱，水利局要供水；受涝，须组织农民排水；销售时农民“跑单”，要做解释说服工作；客商感觉当地治安环境不好，公安部门应大力整治；客商如果毁弃合同，司法部门应依法积极介入……

然而，政府要做到“服务而不越位”仍然有很多难处。有的乡镇书记说，订单农业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政府要考虑到农民利益，帮农民把好关，包括种子质量、种植区域、市场风险等。在与客商打交道时，还要防止某些人的欺诈行为。

也有客商说，订单农业面对的是千家万户的农民，而他们无时间，无精力，也无经验与这么多农民一一打交道，远不如与乡镇政府联系简捷方便。

看来，无论政府、客商还是农民，转变观念决非一日之功。但无论如何，在我国加入WTO的背景下，政府从越位的地方复位，从错位的地方正位，从缺位的地方补位，已是大势所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