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研究员倪红日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海关关税收入下降在意料之中，从短期看，加入世贸组织的一些承诺包含税率下调，使得关税下降；为刺激企业出口，国家实行了出口退税政策，出口退税就相当于减收。

而在退税数额增长的同时，进口增长相对出口的增长要小，因而进口所征关税― ―代征增值税和消费税增长较少，再加上进口环节用于生产的大型机器设备免征增值税和消费税，都使得进口税收增长不大，影响了关税收入的增长。

但从长期看，由于加入世贸组织后放宽限制、降低关税，对外贸易量一般都会有不同程度的增长，可以带动国内税收及财政总收入相应增加。

倪红日分析说，关税下降会直接影响财政收入。今年全年预算出口退税为１０００亿元，但第一季度出口退税４０５亿元，比去年同期上升１９７亿元，按这一数据推算，全年约为１６００多亿元。这对财政收支及财政赤字预算的完成都会产生一定压力。

但她认为，关税下降对我国税制是否有影响要整体考虑，综合分析多种因素。

政策对税收的影响

据国家税务总局《税收收入年报》和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统计，过去几年，我国的税收增长均快于ＧＤＰ增长。

对此，倪红日分析认为，往年刺激税收增长的政策性因素比较多，如加强征管、金税工程、打击走私等，但今年政策性减税因素多，如入世后的关税下降。而且，加强征收管理来增加税收收入的空间也在缩小。原来税收流失比较严重，现在我们上了金税工程、强化征管，包括打击走私，在实行这些措施后，漏洞小了。另外，这几年，每年税收增长百分之十几到二十几，基数一直在迅速提高，也使增长难度加大。

世界减税浪潮带来的压力

美国财政部副部长肯尼斯?达姆不久前在北京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在去年美国经济发展放缓的过程中，布什政府采取了税收减让措施，美联储也下调了利率，这就推动了美国现在正在经历的经济复苏。

倪红日就此认为，世界已形成税率下降（主要为所得税――公司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的浪潮，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对全球资本流动必然会有影响。

她说，资本总是在追求最大利润，而影响资本流动的因素很多，包括市场需求、劳动力成本、税收成本等，其中税收成本是一个重要因素。如美国的投资也在寻找避税港、低税国。香港的税率低，则经济相对繁荣。许多国家用减税来刺激经济增长，从吸引投资的角度来说，对我国的税收政策确实形成了一定的压力。

如何把握有增有减？

对于中央提出的“在保证每年税收有一个稳定增长的前提下，采取有增有减、调整结构的税收政策”，倪红日说，这是现实所能找到的协调税收政策及经济发展情况的较好原则。

那么，如何有增有减？倪红日提出，电信、烟草等利润率较高或具有垄断性的行业，税收来源比较充足，应增加税收。一些经济发达地区，征管不到位，并没做到应收尽收，税收同样是可以增长的。而有些领域，如农村、金融领域，应减低税率。

从中长期发展考虑，为增加企业的技术改造和创新能力，应按国际惯例，从生产型增值税转向消费型增值税。她说，生产型增值税和消费型增值税是一个税基大小的

问题。生产型增值税在抵扣进项税额时不允许抵扣购入固定资产的进项税额。如买机器，在上一环节是缴纳过增值税的，这等于对机器设备重复征税。消费型增值税则可抵扣购入固定资产的进项税额，从中长期刺激企业产业升级，等于把资源配置的权力交给企业。对于增值税转型，有一个政府与市场间如何协调的问题。

倪红日建议，对进口的机器设备要分类区别对待，如是国内急需的、高新技术的，予以免税；技术含量不高的，非急需的应该恢复征收海关消费税和增值税。不能像现在这样大面积减税（征收损失很大）。

她认为，缩小对机器设备进口免税的范围，从另一方面来讲，也有利于保护国内的机器制造企业，因为国内企业是有相应的税收负担的。

我国目前以间接税为主体，大致占７０％，所得税约占２０％。这就带来一个重要问题：如果我国的贸易依存度持续提高，出口增加，退税也就会相应增长。在国内市场消费的商品会带来流转税，而出口的则不会带来直接的流转税。在税制结构以流转税为主时，对财政收入是有压力的。

因此，从整个税收结构考虑，加入世贸组织后和国际接轨，要逐渐减少流转税的比重和对流转税的依赖，逐步提高所得税的比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