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粮食总产量已由建国初期的1亿吨，提高到现在的5亿吨，一举解决了13亿人的吃饭问题。这其中因素很多，但新品种的推广无疑是重要因素之一，而南繁正是这些新品种的摇篮。

如果说，南繁曾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特定的时代背景下，创造了辉煌与灿烂。那么，在新的时期，尤其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南繁却面临着种种无奈与尴尬。

尴尬之一：缺乏有效管理

南繁形式无非三种，或自繁自育，或联营繁制，或代繁代制。但育种队之间、育种队与周边地区之间的纠纷与矛盾从没有中断过。在记者历时半个月的采访中，不少南繁人员多次反映，哪里的种子又被偷了，哪里的基地被牛践踏了，哪里的隔离带又出问题了，哪里的队员被打了……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某科研单位经过七八年的南繁，最终育成一个高产玉米品种。但不幸的是，原种亲本一夜之间被偷个精光，科研人员七八年的心血化为乌有，欲哭无泪。

几十年来，南繁基本上只有一种模式―――外省人员抵达后，走村串户，自行物色一块田地，从农民手中季节性地承租下来，在此进行科研。这种“游击式”南繁也带来一系列问题，最为敏感的当属隔离带纠纷。不少单位都因此闹过纠纷。

国家南繁办专职副主任梁安琼说，这与当地的社会治安有关，也与南繁整体的管理机制有关。

1995年国家设立了南繁办，主要任务是协调处理南繁间出现的种种问题。但因人员、经费有限等原因，也经常应接不暇。

尴尬之二：科研条件太差

一些育种专家说，南繁几乎集中了全国育种界的精英，但至今他们南繁的研究工具仍然是锄头和镰刀，几十年不变，这是一种莫大的讽刺。

“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说，他的研究在海南的作用只是加代―――增加一造，以观测其特性，加快培育速度。其他的所有工作必须带回湖南完成，因为海南没有任何相应设备。

袁隆平带领的湖南农科院是全国育种队中的王牌军。他们尚且如此艰难，其他科研队伍的情况就更差了。据了解，在数百个育种单位中，只有极少数有简单的种子精选仪。经常是种子收获后，打包回内地再进行分析、检测，以选出最好的亲本。

1995年，农业部曾计划在海南建立一个大型的南繁项目，总投资约3．5亿元。包括南繁育种基地、种子加工厂、肥料厂、科研中心、农业引种示范园及综合服务中心等。但因种种原因，至今这个“国字号”工程中的大部分子项目均告流产。科研条件的落后，很大程度限制了南繁作用的发挥。

尴尬之三：外热内冷

南繁是中国种业抗衡外国的一个制高点，但其优势却从未得到有效利用。

一份调查资料显示，全国每年主要农作物种子的需求量约为1600万吨，这无疑是一个十分巨大的“蛋糕”。美国先锋、孟山都、杜邦、法国利玛格兰等世界知名种子公司都对这块巨型“蛋糕”虎视眈眈。

中国要在新一轮种业的抗争中找到一席之地，必须加快发展。海南是全国育种优势最明显的区域，南繁是全国育种地最为集中之地，但时至今日，这种优势仍没有得到充分发挥。韩国、越南、日本等一些国家的农业专家和制种企业已经盯上了海南的制种优势，但我们自己却没把它当回事。

为进一步发挥南繁的作用，应对加入WTO后的新形势，南繁的广大科技工作者建议，在三亚建立中国种业高科技产业基地，将三亚建成中国农业的“生物硅谷”和国际种业的交易中心，充分发挥其科技和产业优势。

但愿，这不是一个遥远的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