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我国已加入W TO半年多，人们对入世利与弊的讨论也更多的转变为更加深刻的认识和实际的体验，但有五个问题却是人们始料未及的。一是2002年虽然我国关税大幅下调，但国外商品却并没有大量的进入国内；二是我国工业增加值的增长并没有像预期的那样因入世而快速增长；三是我国企业的发展空间并没有因此而变得很大；四是外商的直接投资并没有迅速下降；五是中外企业之间还没有预想的那么明显的激烈竞争，仍然是大家各自在暗地使劲。

　　李晓西认为，目前中资银行受到的挑战是很有限的，在五年后，中外银行享受同等国民待遇，那时将是全面而严峻的挑战。考虑到中资银行固有的竞争优势，他提出了“三个假说”：

　　一是现在市场份额越大的银行面临的冲击越大，而规模越小的银行面对外资银行兼并的压力越大，规模越大的银行被兼并的门槛越高；二是现在依靠国家信用程度越深的银行入世后面临的潜在风险就越大，依靠国家信用越小的银行入世后压力反而会减小；三是在既定体制基础上，银行服务水平的提高是有限度的，这不可能达到参与国际竞争的高度，在体制中，银行服务水平提高的潜力是很大的，其提高的速度与改革的深度成正比。

　　在这次由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和北京市金融学会共同主办的“入世与金融业创新研讨会”上，李晓西还提出，当前金融创新实质在于如何在竞争中推出新产品、新服务，稳住老客户，争取新客户；稳住传统市场，开拓新市场；最终目的是要提高经济效益，发展和壮大金融企业。

　　他认为我国的金融创新需要考虑三大领域：扩展中间业务，从传统银行业务向现代银行业务转变；发展电子金融业务，从依托传统技术向依托高新技术的转变；力求在社会需求下推出真正的金融新产品。

　　他说，社会需要是催生新产品的伟大力量。像其他产品一样，金融产品最初也是粗大笨重的。随着社会的发展，金融产品也和电子产品一样，功能越来越多，结构却越来越精巧。比如，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利率，各种各样的消费信贷，各种各样的票证。把很粗糙的东西细化后，会产生出多种品种，比如，贷款就会因利率和时限不同，产生多种不同的品种。金融衍生品这十年中每年以30％的速度增加，新产品的推出速度之快、成长之快，是二十年前不敢想象的。

　　然而李晓西同时又指出，转轨条件下的金融产品交易具有不成熟性，具体表现在：

　　首先，关于金融产品交易的法律规定有过渡性质。我国相关的法律，既不能直接把西方的东西拿过来用，又不能规定过死。因此现在的法律、法规往往是“试用”“暂行”，还准备修改。

　　其次，转轨过程中的金融产品本身不完善。比如：产业基金究竟应该实行封闭式的还是开放式的，是公司制的还是契约制的，还在争论之中，都没有足够的把握。

　　第三，供求双方本身和金融交易中的中介组织也具有不成熟性。在我国由于金融业正在发展，需求者对金融产品往往缺乏了解，交易时很盲目，交易后又不愿受法制约束。表现出来的形式多种多样，比如只愿意承认交易的盈利，不愿意承担交易的风险。而中介机构对“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做到什么程度、承担多大风险”也常常不清楚。中介机构本身的稳定性也不强，有的只有两三年，多的也不过四五年，这和运行几十年、上百年的公司相比，不成熟性非常明显。

　　第四，由于体制等方面的原因，交易环境尚不成熟。交易场合、交易条件、交易规则、法律制度都不够完善，使交易不成熟。比如，可能由于法人的产权不清晰，“谁借钱谁还钱”这个最基本的信用原则也无法贯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