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查尔斯·狄更斯的巨著《圣诞颂歌》中，冷酷无情的商人埃比尼泽·斯克鲁奇因＂圣诞往魂＂的降临而痛苦不堪。今天，经济学家们在思索本以为早已消失湮灭、却又再现的经济痼疾时，也遭到了可恶的魔鬼的折磨。

　　从摩根斯坦利公司的斯蒂芬·罗奇，到普林斯顿大学的保罗·克鲁格曼，到美联储的管理者和欧洲央行的高级职员，再到几乎所有的日本经济学家，普天之下的经济学家都对通货紧缩忧心忡忡。他们的想法使人联想起五十年前的经济思想。当时，经济学家们断定，应付通货紧缩的方法就是要像躲避瘟疫一样躲开它。

　　１９３３年，米尔顿·弗里德曼的前辈、美国货币主义经济学家泰斗欧文·费歇尔（ＩｒｖｉｎｇＦｉｓｈｅｒ）宣称：政府只要避免通货紧缩就能防止出现严重的经济衰退。

　　通货紧缩－－即物价的不断下降－－强烈驱使企业和消费者减少支出，储存现金。它削弱了企业和银行的负债能力，并可能引发会破坏金融系统信心、进一步增强储蓄动机的大规模连锁破产。

　　这种促使人们储蓄而非支出的强大诱因，会使需求低迷不振且不断下降，失业高企且不断上升，其时间之长就连最赞成自由主义的政客或经济学家都不敢预期。于是，凯恩斯主义者提出一个解决办法：运用货币政策（调低利率）和财政政策（扩大政府支出及减税）使经济避免走向紧缩的悬崖。

　　但是，如果这个问题在５０年前已得到解决，为什么今天它仍会挥之不去？为什么这种威胁会成当今日本的大问题，并让美国担心？２０世纪４０年代，战后国际经济秩序的建设者力图建立这么一种国际货币体系－－它能保持汇率稳定，使生产者和消费者规避汇率的过多和无理性波动；让各国采取各自的国内宏观经济政策；避免出现不仅影响各个银行且影响整个国家、导致大萧条式的破坏性国际金融危机的灾难性恐慌。

　　固定而可调的布雷顿森林汇率体系应运而生。随着时间的推移，该体系演变为８０年代的浮动汇率制。

　　９０年代，忽然之间，众多杀伤力极强的金融危机又死灰复燃：墨西哥、泰国、韩国、巴西等等，这些危机看起来与１８７３年的美国金融恐慌或１９３１年的奥地利信用危机毫无相似之处。阿根廷２００１年底爆发的危机与该国１８９０年的巴林兄弟危机（ＢａｒｉｎｇＢｒｏｔｈｅｒｓｃｒｉｓｉｓ）惊人地相似，只不过政客们和金融家们似乎有更好的办法最大限度地减少１８９０年的危机损失，而对于今天的情况他们就无能为力了。

　　但是，如果那些战后国际货币体系的建立者的目的，是预防由恐慌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造成的威胁，为什么这些金融幽灵又会卷土重来？事实在于，经济政策制订者在剜肉补疮，只顾那些似乎最为迫切的威胁，而不顾看起来更为遥远的威胁。

　　在美国，布什政府对货币政策的刺激作用持怀疑态度，并想通过增加财政赤字以减少失业。它希望持续赤字产生的危险－－低投资、低增长、信心丧失、无法控制的通胀和外汇贬值－－在布什政府届满前能得到巧妙处理，或者至少不那么显而易见。

　　在欧洲，欧洲央行认为公众对它降低通胀的承诺失去信心后产生的不受控制的通货膨胀危险，超过居高不下的失业率付出的代价。在发展中国家，人们担心，为预防金融危机而实行的资本控制会阻碍他们吸引工业化所需的资金，担心资金以某种方式经过大小官员的三亲六戚之手时成为腐败的潜在根源。

　　实行浮动汇率制的目的是：在人们对某种货币的信心下降时让市场发出信号。但这种汇率制也使出口商与那些其价格不受难以预测的汇率影响的外国厂商相比处于竞争劣势中。即使是现在备受嘲笑的进口替代政策，最初也被发展中国家以合理的（和不合理的）理由所采纳：大萧条时期发达国家市场实行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使发展中国家经济损失惨重。

　　＂经济往魂＂之所以会再现，是因为当前的教训常常被卖空。政客和政策制订者们将他们的经济方法发展为＂金科玉律学说＂。然而，他们所做的却是，以废除前人用于解决自认为最紧迫的问题的规章制度和政策为代价，来应付刻不容缓的大问题。

　　埃比尼泽·斯克鲁奇的黑夜来客能够让他幡然悔悟，我们希望今天的经济学家也能从他们讨厌的幽灵身上吸取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