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96年以来,中国数次下调了存、贷款利率和存款准备金利率,货币政策逐次放松,但结果并没有达到期望的货币扩张目的。相反,金融机构的存款余额增长率逐年上升,贷款额增长率却在逐年下降。银行“惜贷”造成了信贷萎缩,而信贷萎缩则限制了货币扩张,抑制了投资需求,导致有效需求不足

　　2002年，中国物价水平出现了明显的下降。前11个月累计，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比去年同期下降0.8%，工业品出厂价格比去年同期下降2.5%。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增长保持加速上升态势。2002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近8%，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0万亿元人民币，各项经济指标明显好于年初的预期。中国社会科学院预测2003年中国国民经济仍可以维持较快的增长，增速将有可能达到7.9%。这样就带出了一个问题，即物价下滑和经济增长这两个方向相反的经济变量并存，增加了经济运行的复杂性，给宏观经济政策选择带来了新的挑战。

　　三大矛盾

　　2002年中国物价在经济加速增长的情况下持续下滑，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当我们把这次价格下降与1998年开始的中国居民消费价格下滑联系起来看，问题就会显得比表层反映的更复杂。资料显示，从1998年4月份开始，中国居民消费价格就出现过连续22个月持续负增长的情况。到2000年夏季，价格有所回升。从2001年11月起，居民消费价格又开始下降，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现在。导致价格长时间下滑的深层次原因值得关注，主要包括经济体制中存在的三方面结构性矛盾：

　　一是金融结构性矛盾。自1996年以来,中国数次下调了存、贷款利率和存款准备金利率,货币政策逐次放松,但结果并没有达到期望的货币扩张目的。相反,金融机构的存款余额增长率逐年上升,贷款额增长率却在逐年下降。银行“惜贷”造成了信贷萎缩,而信贷萎缩则限制了货币扩张,抑制了投资需求,导致有效需求不足。

　　造成信贷萎缩的根本原因是金融体系的不完善。长期以来,中国虽注重了非国有企业经济的发展,却忽视了与非国有企业经济相适应的非国有金融部门的发展。金融体系的国家控制和国家垄断不仅限制和削弱了金融业的市场竞争,造成了金融资源配置的扭曲和国有企业贷款利用效率的低下,导致了信贷萎缩的发生,而且最终将金融风险集中到了政府身上。风险的集中势必又促成了政府的进一步管制,从而形成恶性循环。

　　二是产业结构性矛盾。产业结构性矛盾表现在,一方面大量的低效生产能力难以淘汰；另一方面,产业结构升级缓慢。低效生产能力不能通过市场竞争机制而淘汰,便会加剧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的矛盾,导致价格持续低迷和价格机制失灵；同时,低效生产能力不能及时有效地淘汰,便会造成资源的无效占用,从而挤占优势产业和优势企业的资源,限制其规模扩张和竞争力的提高。

　　三是宏观总量结构性矛盾。宏观总量结构性矛盾表现为：有消费能力的在一般消费品基本满足后没有扩大消费需求的愿望,而对消费品有消费愿望的低收入阶层没有消费能力。全社会的平均消费需求倾向趋于减弱，有效需求低于总供给。按照凯恩斯主义理论，价格指数必然低于充分就业时的水平。

　　政策取向

　　当前物价下滑与经济增长并存现象具有中国特色，它发生在中国渐进式增量改革的进程之中,其产生的根本原因还在于中国改革过程中结构与体制调整的滞后性。因此政策取向不应该照搬凯恩斯主义的财政和货币政策。

　　当前中国经济的首要任务虽然是继续保持经济增长,但要彻底走出低谷,走向扩张和繁荣,光靠积极的财政政策手段是远远不够的。从根本上讲,还是要深化体制改革,解决经济结构中的深层次问题。首要之举，应该重视以下四项改革措施：

　　一是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发展民间金融，建立民间信用。发达的民间信用可弥补国家信用能力的不足,又可促成金融业激烈的市场竞争。可以考虑先在市场发育比较充分的江、浙、珠江三角洲和部分中部地区，搞一些发展民间金融的试验，逐步形成多种所有制形式竞争的新金融机制。在发展民间金融过程中，政府要加强相应的立法和监管。

　　二是加快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对处于存量改革中心地位的国有企业来说,其产权制度的明晰是走出目前低谷的关键。因此,利用产权多元化打破企业所有制结构方面的僵局,尽快建立起着眼于提高企业效率的激励机制、着眼于企业绩效的惩罚机制和着眼于改革政企关系的监督机制,对国有企业摆脱困境、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好转具有重要意义。同时,要按照十六大的要求，促进市场导向下的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走新型工业化之路。

　　同时要加快推进电信、电力、民航、铁路等垄断部门的改革,引入竞争机制,增加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

　　三是坚持扩大内需方针，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继续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但要避免国债资金孤军深入，应通过国家投资带动民间投资，因为毕竟市场的主体是企业而不是政府。调整积极财政政策投向,更多地向农村公共投资倾斜。增加中央和省级财政对农村基础设施和教育的投入。实施结构性减税政策,刺激消费和投资增长。

　　四是切实减轻农民负担,推动城市化进程。在继续推行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同时,应采取调整和完善税制的措施来减轻农民负担,提高农民实际收入,以调动农民消费的积极性。考虑到农村工业化因受到若干因素的制约,对经济增长推动正在下降,城市化在吸纳农村人口和劳动力、重新配置资源等方面将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