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来源

总体划分，“中国制造”的技术来源可以分为国内和国外两个部分。进入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技术来源变化比较明显，来自于国外的技术占据的比例逐步上升，尤其是１９９５年，无论是技术引进合同金额还是引进合同的数量都较之１９９４年有飞速的提高。

“中国制造”技术引进的对象比较集中，主要是美国、日本、德国等世界科技最为发达的国家，同时也是在中国进行投资比较多的国家；另外，其他国家和地区经由香港地区转移到大陆的技术也占据了一定的比重。这四个国家或地区总共占据技术引进近７０％的份额。在“中国制造”所有技术来源中，国外技术将近占据了一半左右的份额，而且仍处于不断上升的态势；国内科技与“中国制造”的联系亟待加强，否则在“中国制造”所利用的技术中，其占有的比率必然逐步下调。

科技是“中国制造”发展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所以，相关的技术来源与“中国制造”的发展密切相关。目前的状况将对“中国制造”产生重大影响：

――影响“中国制造”的产业升级。如果按照目前的状况，“中国制造”的技术过多依赖于国外，众多决定性技术没有掌握在有关“中国制造”的企业和研究机构手中，那么今后产业升级和竞争能力提高的主动权就不掌握在我国，必然会受到国外的过多影响和干涉；而且这种状况若长期持续发展下去，“中国制造”的命运就会掌握在别人手里。

――影响“中国制造”的利益获得。在整个制造业的价值链体系中，低端生产制造环节获取的利益、分享的利润是最少的，多数利润都被研发、设计、服务等环节获得了。自身没有关键的核心技术和相应的研发能力，“中国制造”就只能承担生产的任务，在某种阶段下这可能是一种必然选择，但长期看来并不可取。

――影响“中国制造”在世界制造体系中地位的提升。作为单纯的制造和生产基地在世界制造业价值链体系中必然不会占据重要地位，因为这种制造和生产基地更多依赖于生产成本等比较优势，其特征是“转瞬即逝”，较短时间内就可能转移到其他国家。“中国制造”如果要定位于“世界制造中心”，就不应仅仅满足于生产环节，而应谋求向高端地位的不断攀升，在世界制造业中占据更重要的地位。但如果不掌握核心技术，在某种程度上只能依附于国外，没有自主权，地位的上升注定只是一句空话。

――影响“中国制造”与国内科技创新体制的关系。技术来源状况也反映了“中国制造”与中国科技创新体制的联系现状。过多的技术来源于国外，说明国内的科技没有找到与“中国制造”的结合点，无法满足“中国制造”发展的需要，所以才导致中国制造企业只能从国外寻求技术支持。长此发展下去，必然造成“中国制造”和国内科技的距离越来越远，对国外技术的需求更加强烈而陷入恶性循环之中。

人力资源

劳动力成本低已经成为当前推动中国经济发展和吸引外商投资的重要因素，但也有人对未来中国劳动力的低成本优势能否继续保持存在担忧。同时引发下列问题的思考：中国的低劳动力成本是否是低素质的？中国的教育制度是否对“中国制造”的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如何有效地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

我国１５～６４岁之间的青壮年劳动力数量巨大，为中国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低劳动力成本优势，这种低成本优势在２０年内不会丧失。

从教育程度来看，中国的劳动力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较具有相对较高的素质。从受教育程度来看，大专及以上的人口数２０００年比１９９０年高出近一倍，而且这一比例随着中国高等教育事业的不断发展，将呈现高速增长的态势，这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相对充足的高素质人才。

中国的劳动力数量巨大，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是中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最大的竞争优势。但是，在中国经济市场化改革的过程中，如果劳动力要素市场发展步伐缓慢，则会导致劳动力资源和产业对劳动力资源需求之间的严重脱节，使得劳动力不能充分就业，不仅会造成劳动力资源的重大浪费和无法发挥低成本的劳动力优势，而且会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目前中国生产力要素市场改革大大滞后于产品市场；在要素市场中，劳动力市场的发育又相对缓慢，这极大地制约着中国劳动力资源比较优势的发挥。

资本资源

在我国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进程中，通过引入外资和发挥民间投资的力量大大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为“中国制造”的崛起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今天的中国，已经成为继美国和英国之后外国直接投资（ＦＤＩ）总量第三的国家，近几年每年实际利用外资额均在５００亿美元以上。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数据，截至２００２年２月底，城乡居民的储蓄余额达到７．８万亿元，如果再加上居民手中所持的国债、股票、企业的各种债券、个人的外汇储备等，我国民间拥有的金融资本已经超过了１０万亿元，个人拥有的金融资产已经超过了政府所有。中国经济发展所需的资本资源总量规模在不断扩大，但是相对于中国经济蓬勃发展的态势，中国的金融体制改革仍然相对滞后，大量的储蓄资金不能转化为投资，民间资本启动不力，民营企业发展的融资仍比较困难，大量国有企业的资本投资效率低下，中国吸引外资的投资结构仍然不尽合理等问题依然存在。可以说，如何优化各类资本资源的投资结构、改革滞后的金融体制等问题已经成为影响“中国制造”和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之一。从影响中国制造业未来发展的角度看，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长期以来，外资主要投入在低技术、劳动密集型的产业，目前有大量外资转向高端研发和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外国投资者一向集中在低技术、劳动密集型项目，但是目前，跨国公司正开始对研究开发（Ｒ＆Ｄ）设施投入较多的资金。这些外资投资的目的，是采用适应本地市场状况的技术和利用中国丰富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廉价劳动力。

――引导外资的投资区域由东部为主向中西部转移，促进西部制造业的发展。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两个地区吸引了中国实际利用ＦＤＩ的一半以上资金。对比之下，尽管１９９８年以来中央政府竭力促进西部地区的投资，不发达的西部各省并没有能吸收到大量外国资金。到２０００年底，西部地区（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西藏、宁夏、新疆和重庆）只占实际利用ＦＤＩ的５．４％，即１８８亿美元。因此，为促进西部发展，政府要在政策上继续调整，引导外资向西部转移。

――发挥海外华人的优势，进一步吸引海外华侨归国投资，海外华人网络也是吸引非华人投资中国的重要渠道。

――启动民间资本是“中国制造”发展的根本推动力。民营经济对中国经济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民营企业具有极强的活力和竞争力。以浙江为例，浙江制造已经成为“中国制造”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初期，浙江的经济基础远不及计划经济时代的工业省（市），但由于他们放手发展个体、私营经济，全省经济活力不断增强。浙江的社会投资主要依靠民间，“九五”期间，全省民间投资占社会总投资的２／３。但民间资本仍然受到极大的限制。目前来看，民间资本进入市场，受到来自政策准入限制、对民间资本安全保障的法律不完善、民间资本投入市场的投融资渠道不通畅等诸多方面的影响，而且各地区对民间资本投入市场的政策存在较大差异，现有的金融体制还不能满足民间资本进入市场的投融资需求。

――有效启动民间资本投入，发展民营经济，扩大国内需求市场，是“中国制造”发展的根本。前面已经提及，从总量看，我国的民间资本数量总计达到１０万亿元的规模，民间的金融资本已经超过了政府所有。启动民间资本投入，不仅仅会促进“中国制造”的发展，而且直接开辟国内的投资市场需求，可以解决就业，从而扩大消费需求，是关系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问题之一。

――政府资本角色的转换。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在１９９８年，积极的财政政策拉动经济增长１．５个百分点，１９９９年拉动２个百分点，２０００年是１．７个百分点，２００１年是１．８个百分点。但是不可掩盖的几个问题是，在一般性产业竞争领域，政府资本投入效率低下，即使是在公共设施等领域，政府的积极财政政策也不可能长期坚持，我国的财政赤字的比重已经占ＧＤＰ的２．７％，债务余额预计达到１６００亿元，占整个ＧＤＰ的１６．７％。只有培育了巨大的市场需求，政府资本支出的实际作用才是更有效的。

市场需求

ＧＤＰ增长率可以分为国内需求贡献和进出口贡献两大部分，其中，国内需求贡献又可分为最终消费需求贡献和资本形成贡献两个方面。国内需求在我国经济增长中贡献的比率一直占主导地位，特别在近年来国际市场需求萎缩的状况下，已经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关键。净出口（国际市场）贡献率一直呈持续走低的态势。经济增长如果过多依赖于国际市场，其不确定性和风险性较大。

近三年我国资本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呈持续增加的态势，而最终消费需求贡献率则持续走低，说明我国实施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发挥了较大作用，而居民消费不足则成为影响未来经济发展的潜在威胁因素。

国际市场：“中国制造”具有低成本的竞争力

――低成本的比较优势是“中国制造”走向国际市场的基础。在我国制造业出口当中，起主导作用的是服装、机电、家电、集装箱、船舶等产业；这些产业主要是利用我国低成本的比较优势发展起来的，但是在国际市场上，更多的是用别人的品牌，而原产地则是中国，这使得中国企业只能获取低利润。

――投资中国的外资企业是“中国制造”开拓国际市场的主要力量。据粗略估计，“中国制造”中的外资成分对中国出口的贡献率达到４４％，对工业总产值的贡献率为１５％。通过吸引外资以及引进技术和管理等，促进了我国制造业的发展，在家电和机电行业表现得尤为突出。

扩大国内市场规模：“中国制造”发展的立足之本

关注国内市场已成为我国政府近年政策选择的重心之一。我国是人口大国，未来的市场需求潜力巨大，中国制造业的发展必然要建立在国内需求增长的基础之上。如果国内市场规模不能快速扩张，市场需求质量不能提升，对未来“中国制造”发展的危害很大，会影响外资流入，影响我国经济发展和居民生活水平提高。因此，发展“中国制造”，首先是满足中国居民的需要。扩大国内市场需求规模，核心有三个方面的问题。

――增加农民收入，扩大农村消费市场是其中最为关键的问题。如果将八亿农民的收入水平提高一倍，对中国意味着巨大的市场。

――崛起的“中国制造”将成为传统工人再就业的催化剂，因为由传统国有企业下岗的大量工人，可以转向正在发展的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中去。政府制定积极的政策，引导这类群体再就业。

――政府政策应当在启动消费市场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我国政府在过去几年中实施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对拉动内需和经济增长起到积极的作用。今后政府政策仍需进一步向这方面倾斜，但不是通过直接的财政政策，而是要通过调整税收政策、支持创业、加强信用评估、完善消费信贷政策等来启动消费市场。

物流业

物流是影响“中国制造”发展的瓶颈之一。

――中国的物流成本比较高。发达国家物流成本占ＧＤＰ的比重为１０％左右，而我国物流费用占ＧＤＰ的比重高达２０％左右。根据世界银行的估算，我国企业的物流费用平均占商品价格的４０％，物流过程占用的时间几乎占整个生产过程的９０％，而美国的物流平均只占货价的１０％～２０％，最高为３２％，英国平均为１４．８％，最高为２５％。

――第三方物流服务规模较小。独立于商品供给方和需求方之外的第三方物流，在整个物流市场中的比重，日本为８０％，美国为５７％，我国仅为１８％。目前，我国的生产企业和商业企业物流“外包”主要以“分包”为主，总代理的比例很小，在１０％左右。在此现状下，企业物流被严重分割，难以达到规模经济的要求，因此也制约了我国第三方物流业务发展的规模以及现实的盈利能力。

――基础设施能力不足，技术装备落后。交通运输能力仍不能满足运输需求，主要运输通道供需矛盾依然突出。仓储设施落后，大量的仓库是２０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老旧建筑。现代化的集装箱、散装运输发展不快；高效专用运输车辆少；汽车以中型汽油车为主，能耗大，效率低；装卸搬运的机械化水平低。

――物流企业服务内容有限，难以满足社会的综合需求。目前，物流企业对生产制造企业所提供的服务主要集中在干线发运（占４８％），其次是市内配送（占２８％）和仓储（占２０％），再次是包装（占４％）。但目前物流需求企业期望新的物流服务商提供传统的物流服务以外，物流过程管理、物流决策、数据采集等信息服务越来越受到企业的重视。

――管理分散，社会化服务水平低。我国原有的物资储运主要是由粮食、供销、商业和物资系统所承担，它们所拥有的库房面积占全国库房面积的８０％；而运输方面，现在分别由铁道部、交通部、海运局、航空运输总局等各个部门分头主管。由于条块分割、部门分割，缺乏统一规划、重复建设加剧，加上市场发育滞后，全国物流企业处于小、多、散、弱的状况，难以形成有效的社会服务网络。

――不同地区和行业之间的物流发展水平差异大，西部地区物流水平低。从上市公司来看，深圳和上海分别有物流业上市公司６家和５家，是物流业上市公司分布密度最大的两个城市。其它地区总共只有１５家上市公司，西部地区几乎没有上市公司。

基础设施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对区域基础设施与制造业发展水平差异的研究结果表明：

――中国东西部经济基础设施差异较大。从经济基础设施来看，发展条件较好的主要有上海、北京、天津、江苏、广东、辽宁、浙江等地，设施较差的省区全部位于西部地区，包括目前享受国家西部大开发政策的广西和内蒙古。

――制造业的区域分布与发展水平，同经济基础设施和城市基础设施呈显著的正线性相关。研究发现：基础设施水平和经济基础设施水平每提高１个百分点，将诱致制造业产值比重分别增加０．１４３和０．１７６个百分点，人均制造业产值分别增加５５１．６元和５２０．６元。提高公路等级水平，加强通信设施建设，大力发展科技教育，改善城市供水供气等公共设施，对于促进落后地区制造业的发展将是十分重要的。

――基础设施只是区域制造业发展的必要条件，其中要特别重视交通、通信、科技等基础设施建设。基础设施只是区域制造业发展的必要条件而并非是充分条件，基础设施投资也并非就一定能带来地区制造业的发展。这一点，无论是在国外还是在国内，都可以找到很多例证。因此，对各级政府部门来说，要想促进制造业的发展，除了搞好基础设施建设外，还必须制定积极的投资引导政策，刺激民间向制造业投资。

政企关系与法制环境

崛起的“中国制造”的企业主体不仅仅只有国有企业，而是民营企业、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三大部分。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传统的以计划为纽带的政企（政府和国有企业）关系将彻底改变，由于非国有制经济的蓬勃发展，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将变得更为复杂，各级政府面临的问题之一不仅仅是如何改变与传统国有企业之间的政企关系，而是要从国家经济发展的现实国情和未来发展的角度去塑造政府与各种不同类型企业之间的新型关系。

促进民营企业的发展是“中国制造”发展的客观需要。政府要积极营造促进其发展的宏观环境，塑造新型的政企关系，在融资、投资、税收、产权待遇等各个方面进行改革。

推进国有企业改革需要有新的思路，依市场经济发展规律重塑政企关系。国有企业作为构成中国制造企业主体的一部分，其改革成败和走向将影响“中国制造”未来的发展。国企改革的关键在于政企分开，而有效的政企分开必须以合理的政企关系存在为前提。因此，探索新的改革思路，突破传统体制的束缚，彻底解决国有企业经营缺乏活力的问题，是推进“中国制造”和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大课题。

外资企业和跨国公司的快速发展，也客观要求塑造政府与外资企业、跨国公司之间的关系。如果政府与外资企业之间缺乏明晰合理的关系纽带，发展“中国制造”，积极引进外资就会受到影响，外资企业在中国进行投资决策时也会打折扣。政府与外资企业的关系会在资金、人才、技术引进和扩散、市场等各个方面影响外资企业战略。

政府在推进中国企业跨国经营过程中，要处理好保护、帮助和管制的关系。从目前情况看，政府对企业跨国经营的管理还是“管制”太多，而帮助和支持少。许多涉及跨国经营的管理部门，没有从企业的实际情况出发，真正替企业跨国发展着想，提供优质的服务。

此外，在世界贸易组织多边组织中，我国政府要以明晰的政企关系为导向，积极参与世界贸易组织游戏规则的制定、多边贸易摩擦的解决过程中去，以促进“中国制造”走向世界市场。

生产制造体系的构建

生产制造体系的构建关系“中国制造”的未来发展。“中国制造”崛起的全球背景直接导致传统的制造业生产体系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以全球各区域分工协作为基础的虚拟生产制造体系在逐步形成。“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是“中国制造”崛起的国内背景，改革开放的结果是中国从国外获取资金、技术来源并引入先进的管理思想，催生了大量的中小制造企业。

在上述背景下，构建未来“中国制造”的生产制造模式是关系“中国制造”发展的关键问题之一。

促使中国的企业进入跨国公司全球采购网络，是影响“中国制造”体系稳定发展的重要方面。中国企业通过同沃尔玛、家乐福等大型商业零售企业建立战略联盟合作关系，进入其全球采购网络；同时积极拓展联合国和外国政府的商品货物采购网络，是促使“中国制造”产品走向世界的重要途径之一。这就要求企业积极进行信息化建设和发展电子商务。另外，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承诺将３００多种高技术零部件降低到“零关税”，这就使得在机电产业中，跨国企业全球采购成为可能，对于我国还没有达到全球化程度的中小企业来说，应该通过进入跨国公司的全球采购网络，通过“配套”这一捷径与跨国企业联接起来，是进入国际市场的较好的道路。

★背景资料

２００１――２００２年，我国的科技发展面临着新的形势。我们经历着世界高技术产业发展的低迷期，我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我国的科技体制改革在深化，正在实施三大战略，即专利战略、人才战略和标准战略。我们的产业发展正处在制造能力飞速发展的新时期。《中国科技发展研究报告（２００２）》的主题就是中国制造业发展与科技创新。

报告》分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中国科技发展的述评与展望。涉及知识产权与中国的经济科技发展战略，高等院校和市场之间的产业联系，“寓军于民”战略与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社会发展科技是未来政府科技工作的重点，科技政策的创新与扩散，标准、标准化与公共政策，２００２年中国科技国际竞争力评价。

第二部分是主题报告，中国制造与科技创新。包括中国制造崛起的历史和现实背景，中国制造的结构分析，“中国制造”的产业竞争力分析，影响“中国制造”的关键问题，科技创新与“中国制造”的竞争力关系及“中国制造”的发展战略等。

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小组是一个精诚团结、目标一致、工作认真、富有责任感的小组。他们来自国家科技部、中国科学院、国家计委宏观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务院体改办、清华大学和北京系统工程研究所等部门。这个小组对中国科技发展战略、政策和管理进行了长期跟踪、关注、研究。（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小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