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乌拉圭回合与多哈回合中的农业贸易制度协商

国际农经学会前任主席、加拿大农业部高级官员ＤｏｕｇｌａｓＨｅｄｌｅｙ就有关农业贸易自由化的国际协商形势做了专题演讲。他认为，乌拉圭回合在国际贸易一般制度安排下确立了农业贸易的规则基础和制度框架。这些框架，特别是有关市场准入、国内贸易和出口补贴的规定，可以作为多哈回合谈判的基础。然而与乌拉圭回合相比，多哈回合面临的形势更为复杂多样。

第一，日益增多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使得参与谈判的成员更加多样化，这就促使贸易制度协商必须更多地考虑贸易自由化和农业发展的关系。

第二，对西雅图会议以及相继举行的世贸组织会议的抗议示威，表明贸易谈判中必须倾听来自非政府群体的声音。

第三，许多发展中国家都曾对乌拉圭回合的决议做出完全的承诺，可是它们从农业贸易自由化制度中的获益极为有限。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在此回合之前，发达国家对农业的补贴政策已经将农产品的国际市场价格打压到极低的水平。乌拉圭回合留下的“蓝箱”政策，使这些发达国家得以继续补贴它们的农业，实质上降低了发展中国家的相对竞争力。这就不免使发展中国家对多哈回合有关农业贸易自由化的细节性谈判产生疑虑。

第四，在乌拉圭回合中，美国曾积极推动农业贸易自由化规则的建立。近年来美国国会却把国内贸易法例如反倾销和竞争规则应用于国际贸易，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贸易自由化可能产生的效益。此外，美国国会对推行贸易自由化所显示的意愿和兴趣极为有限，故而极大地减弱了美国政府推动多哈回合进展的动力。

第五，目前，欧盟国家对扩展区域内部贸易的关注，远大于对国际贸易自由化的兴趣。

尽管世界经济的几个主要角色都缺少进一步细化农业贸易制度谈判的意愿，但在一些较小的开放型经济体中，农业贸易自由化还保持着优先的地位。问题是这些国家能否形成强大的动力，促使多哈回合取得重大收获。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发达国家在多哈回合的农业贸易协商中，引入了一些非传统条款的谈判，例如环境标准、劳动规定、食品安全、健康问题和跨国公司自由投资等。对这些谈判内容，发展中国家在理论和实践方面都缺少准备。有鉴于贸易自由化将使资源贫乏的小农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发展中国家希望将贸易自由化与结构调整、农业发展和乡村发展的关系纳入协商范围。然而，如何将这些要求用规则条款表达出来，并通过贸易协商使有关各方达成共识，尚缺少可操作的方案。

此外，乡村发展实质上超出农业政策的作用范围之外，它牵涉到交通、供水、供电、卫生、教育、通讯和其它基础设施，以及税收、财政和货币政策等。这就需要区分农业发展和乡村发展的因素，确认哪些可以纳入农业贸易协定谈判，哪些必须通过其它机制或机构进行协商。

在国际农业贸易制度谈判中，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处于被动应对的境地。韩国农产品流通学家崔洋夫曾经作为本国代表团成员参加过乌拉圭回合谈判，他介绍说，发展中国家面对的是已经形成的制度框架。且不要说参与制度的制定，仅仅是读完那些堆积如山的文件就成问题。为了跟上谈判时间表，韩国代表当时不得不阅读日文文件。可见，发展中国家若要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制定过程中发挥决策作用，就必须研究如何用制度条款保护自己的利益，同时还需要联合起来积极参与协商谈判，用整个群体的强大声音来表达自己的意愿。

二、公共支持与亚洲小农经济发展

本次会议主要讨论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亚洲农业发展战略。不过，与会代表都很清楚，亚洲国家面临的农业问题有着显著的差异。虽然绝大多数亚洲国家的农业经济都是小农结构，然而，日本小农经营的农业是发达国家的补贴农业，其它国家的小农有的尚未完成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的转变，有的还在为国家的工业化纳税。在农业贸易自由化条款的约束下，日本和欧盟国家一样改换了农业补贴的名义或补贴理由，但并未改变补贴这个事实。农业补贴国家的理由在于，乡村田园风光是工业化社会中一个必不可少的休闲环境，关系到人们的生活质量。农业是乡村生活方式的精华，补贴农业的目的是通过给予农民收入支持来保持乡村风貌，保护生物多样性即可持续的生态环境，以便满足人们休闲的基本需求。问题是这种基于农业多功能性理论的补贴政策，是否可以用不影响农业生产的方式来实施。或者说，是否可以找到既不造成市场扭曲又能实现上述环境目标的办法？包括日本学者在内的亚洲农经学家都没有触及这个问题。笔者只是在私下交谈中获知，日本的农业经济系几乎都已经更名为农业生态和资源管理系，这一方面与农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份额下降、就业前景狭窄有关，另一方面正是农业多功能性概念普及的结果。

围绕亚洲发展中国家小农如何应对经济全球化的问题，著名的日本农经学家速水佑次郎在本次大会上两次发表演说。他认为，亚洲国家相对于欧美国家具有制造业方面的比较优势，因此，可以通过排除乡村劳动力转移的制度障碍和促进制造业发展的办法，不断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从而改变人口与土地的比例。就农业生产而言，亚洲小农具有生产高附加值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比较优势，但是，在产前产后流通环节都缺少效率。这就需要政府在流通环节支持农民合作，使众多小农通过合作取得规模经济效率。为了使亚洲发展中国家小农在国际竞争中取胜，政府必须承担资本密集型的基础设施投入以及农业科研、推广和培训的投入。在速水看来，欧美国家提出的食品健康和安全标准是正确的，发展中国家小农除了在政府的引导下按照这些标准去生产和营销外，别无选择。事实上，哪个国家的产品不符合这些标准，哪个国家就无法把产品销到发达国家市场上去。

笔者从韩国与会者的发言中得知，韩国政府近年来一直在支持农业生产和流通结构的调整。他们认为，经济全球化中出现的新型零售商已经可以跨国界收购、配送和销售农产品而无需顾及当地生产条件。这些零售商掌握着新型的流通网络，使农产品一旦收获就能够迅速经过运输、检验、分级、包装或冷冻、贮存等环节进入配送中心，散装之后通过超级市场或其它销售环节卖给消费者。发展中国家的小农不但缺少资本和技术，而且也缺少进入新型流通网络的途径，故而陷入自产的低价农产品过剩、增产不增收的困境。因此，韩国政府不仅致力于促进新型农产品流通网络的建立，而且投资于农业科研推广和培训，帮助农民提高农产品质量，同时帮助他们建立并巩固与新型流通网络的联系。

在这个方面，其它亚洲发展中国家的政府都还没有跟上韩国政府的反应速度。印度农经学家在展示本国小麦、水果、蔬菜和奶制品显著增长的成就之后，尖锐地批评政府的“城市偏好”倾向。他们认为，在国际农业贸易自由化的制度框架内，如果政府不加强对农业基础设施。农业科研教育培训和农产品流通制度改造方面的公共支持，必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小农陷入贫困。这一点，也是来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与会者的共识。

三、中国农业发展的社会政治因素

与会的农经学家在论述本国以外的农业问题时，几乎都谈到了中国。首先，他们估计中国将会依赖本国农业满足最基本的食品需求。其次，这些农经学家都在展望中国农业前景的时候把视野扩展到社会政治环境，认为中国投资于教育和健康的传统，个人对家庭和社区的忠诚，２０世纪５０－７０年代的农业合作经验，政府出色的组织能力和社会强大的凝聚力，都是应对经济全球化和农业贸易自由化的保证。当然，他们也都提到中国内部不断拉大的地区差距、城乡差距和现存的乡村贫困等问题。但是，他们无一例外地把上述因素列入中国的比较优势，将其视为缓解这些问题的重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