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融危机带来改革机会 国际金融制度改革雷声隆
- 时间: 2008-10-31 09:04:01 作者: 皇甫平丽 李洁 来源: 《？望》新闻周刊 点击：
- 将于近期召开的国际金融峰会，其重要性不亚于1944年奠定战后国际金融体制的布雷顿森林会议
一场堪比1929年大萧条的金融危机，使改革国际金融制度成为一个紧迫的话题。
10月18日，美国总统布什与来访的法国总统萨科齐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商定，将于近期召开一系列国际峰会讨论金融危机。有评论认为，此类峰会的重要性不亚于1944年奠定战后国际金融体制的布雷顿森林会议。
10月22日，美国方面正式表示，邀请20国集团的首脑们于11月15日到华盛顿出席一项峰会，讨论当前的金融问题和全球经济。为防范类似危机的重演而改革目前的国际金融体系，是其中一项重要议题。
现有的国际金融体系出了什么问题？新的国际金融体系将如何设计？《？望》新闻周刊为此采访了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的两位知名国际问题专家――该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陈凤英和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刘军红。
金融权力的争夺
《？望》：二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以来，国际金融制度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和嬗变？
刘军红：在国际金融体系中，货币体制是重点。此次危机表面上看是金融问题，背后则是美元体制问题。二战后形成的布雷顿森林体制是以多国协定的方式确定的一个货币关系，规定了美元与黄金挂钩的固定汇率关系。但在上世纪70年代初，尼克松政府被迫放弃美元与黄金挂钩关系后，作为国际货币体制的关键支柱，固定汇率制不复存在，标志着该体制的事实崩溃。
1973年后，美国利用纽约金融市场的地位，事实上将国际金融体制逐步“市场化”，这个走向市场化的体制没有各国政府间的协议，也没有明确的概念，因此被称作“一个无体制的体制”。由于它是以美元为中心的，所以也被称作“美元体制”。经过70年代和80年代初两次金融危机后，美国形成以美元结算的石油期货市场，这又给“美元体制”添加了一个“石油支柱”。
这个“美元体制”一直统治到今天。但事实上在1999年就出现了“变点”，那就是欧元启动和日本21世纪日元国际化战略落实，从贸易结算货币、标价货币到外汇储备货币等方面蚕食美元地位，这是对美元霸主地位的挑战。国际货币体制的力量结构出现多极化倾向。但是，在外汇市场交易中，作为国际关键货币的重要指标，美元的“媒介货币”地位持续不变，其比例持续保持在90%左右，表明美元依然是惟一的国际关键货币，依然无法替代。
2001年9·11事件，美国本土的地缘政治风险暴露，资金外逃，特别是中东石油资金外逃，支撑美元地位的世界资金循环受阻，美元地位危险。伊拉克战争后，美国双赤字膨胀，世界资金回流中断，美元地位无法支撑。此时，英国发挥了重要作用，积极吸收中东和新兴国家资金，再转移到纽约市场，确保了美国与世界的资金循环，支持了美元地位，因此堪称英美金融同盟。
但这次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伦敦银行间市场利率快速上升，资金供给功能紊乱，欧洲市场甚至一度出现美元资金供给停顿的罕见现象。美英金融同盟似也出了问题。尤其是，英、美、欧、日等危机对策的时机把握、政策规模以及努力方向，表现了明显的不协调性，暴露了金融权力争夺的一面。
现行国际金融制度的罪与罚
《？望》：此次金融危机暴露出目前国际金融制度哪些问题？
刘军红：第一，撒切尔、里根的新自由主义及其金融自由化，仅仅强调了金融机构、金融产业以及金融商品的自由化，属于提高“供给方效率”的自由化。而作为金融的上层建筑，金融行政体制、监管体制和市场评级体制，没有任何改变，二者偏离，导致金融体系存在结构性失衡。
第二，金融大发展，市场信用虚拟化、空洞化，风险管理体系欠缺，风险证券化缺少基本的市场保障。
第三，以新自由主义为代表的“保守化改革”，单方强调了“经济的效率”，但忽视了“社会的公平”，未能将“经济与社会一体化”，导致经济社会扭曲发展，面对金融虚无缥缈的大发展及其动荡、危机，金融资本主义的模式暴露破绽。
第四，作为其总前提，冷战后世界市场统一，资本自由移动，“新兴国劳动大释放”，生产成本降低。由此产生了两个资金剩余：一是由于生产成本降低，导致资本投入量“大节约”，形成资本剩余；二是跨国垄断资本与巨大劳动释放相结合，形成了全球贸易规模性扩张，进而形成了贸易收入维持的资金大剩余。这两个资金剩余，导致全球资本资金市场大发展，催生金融产业大进步，乃至一度形成了“基金资本主义”。
资金剩余无疑给美国主导的全球资金循环提供了条件，成为美元不倒的条件，也成为美国对外输出资本，形成资本支配力，并借此获得红利的条件。美国金融资本获得的是新兴市场国的“劳动红利”。这客观上要求，国际秩序还必须补充构建公平的分配体制，才能确保“全球化”与“自由(效率)”、“公平(分配)”的有机结合，形成稳定的“国际经济社会一体化”，即新秩序。
陈凤英：现有国际金融体系包含两个核心，一个是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另一个就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管理金融问题，欧洲主导)和世界银行(发展问题，美国主导)。
二战后全球经济以西方经济为主，美国、西欧及日本是这个体系的中心，如果其内部出了什么问题，相互间是可以协调解决的。虽然布雷顿森林体系在1971年解体了，但这个体系还可以延续，比如说G7的形成。而现在的情况下，这种资本主义体系内的调整几乎是不可能的了。所以该体系最大的问题是体系与发展的失衡，这样的体系不能与世界经济发展相适应了，不可能调整国际经济关系中的矛盾，如新与旧之间的对话等。
其次的问题是货币体系的失衡，货币体系的单一性和国际经济格局的多极化矛盾非常明显。以美元为中心的货币体系没有发生变化，直到现在，欧元也还不能挑战美元。但这个货币体系有个很大的问题，就是现在人们对美国和美元的信心出现了问题。这个问题现在已经很尖锐了，但还很难解决，以后还会遇到更多的问题。目前，大家都很担心美国大量发行货币，结果就很可能再使美元贬值，加重人们的不信任。
再有从组织结构上看，该体系内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G7这几种机制，已经不适应当今的经济全球化、经济金融化、金融证券化的发展态势了。
危机带来改革的机会
《？望》：为什么现在改革国际金融制度迫切必要？
陈凤英：如果不改革，危机就是不可能避免的。当前世界发展的失衡，不是在西方国家内部，而是在美欧日与发展中国家、新兴市场之间。美国需要全球的资本，但这个资本当前就需要从亚洲(持有近4万亿美元外汇储备)及有石油美元的国家中来。例如，去年美国在解决金融坏账问题时，80%用的是主权基金。今年的问题出现后，各个国家相继的救市方式，类似于国有化，但主权基金的作用还是很大。现在的失衡需要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的参与，才能解决一系列问题。
从这次危机以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G7的作用来看，包括美国和欧洲都谈到了改革这个问题，诚意是有的，但已经显得力不从心了。
《？望》：如何看未来的国际金融体制改革？
陈凤英：改革的一个难题是货币体系。以美元为中心的货币体系如果不改，美联储几乎相当于“世界央行”。问题在于，以美元作为外汇储备的国家资产的稳定性，以及以美元结算的国际商品价格的稳定，都是由美元走势来决定(对冲基金等的影响相比就太弱小了)。反过来，又对相关各国宏观经济产生极大影响。
但现在还很难找到一个可以替代美元的货币。如果说现在还不可能形成一个多元或多样的货币机制的话，则最好对当前的货币体系有一个压缩和监管。美元必须要负责任，要让渡，就是必须要受到监管，否则真正的改革很难展开。
机构改革方面，首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需要两个层面的改革，一是权利必须要多极，要向发展中国家分权，二是应该有监督权，应该对各国的金融有一个监督，而这个前提就是各国的金融要透明。总之，国际金融体系需要一个从全球考量而不是单纯考虑西方、同时能对全球金融实施监管的机构。
主要考虑西方发展问题的世界银行也需要改革。G7的机制则是歧视性的，已经不适应当今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态势，应该被淘汰。
刘军红：当前的大国协调，离不开新兴国家的参与，应当充分考虑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和关切。在市场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尽管美欧各国和地区积极动用政府力量，干预市场，但并不意味着今后会出现“中左回归”，甚至是“社民化复活”，更不应出现类似布雷顿森林体制那样依靠“政府间协定”规定国际秩序。有管理的自由市场化依然是全球经济发展的主流，依托市场及其规则的“市场化体制”依然是时代的主流。任何倒退都与历史大势不符。
原因很简单，市场化，解决的是供给方的效率问题；政府干预、政府主导，是在社会分配问题上发挥作用，确保社会分配公平，维护社会稳定。
这是两个体系，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只有将二者结合，构建“经济社会”的概念，既不是简单的“经济”，也不是简单的“社会”，才能构建可持续发展的稳定健康的“国际经济社会”――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
需要平等协商、加强合作
《？望》：美国已表示将邀请20国首脑出席下月的峰会，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应作怎样的选择？
陈凤英：与会的是G20，这个东西方的协调和沟通范围就广泛多了，而且不限于行长、财长会议而是首脑会议，就非常好了。
我个人一直认为G20是一个很好的机制，这是东亚金融危机以后出现的一个机制，就是把G7、新兴市场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欧盟等都包括进来。这个机制的人员组成和地区分配是理想的，原来的机制只有财长和行长会议，一年只有一次，会议几乎就相当于论坛性质。
刘军红：G7共同维护国际金融秩序，强调发达国家的作用，也包括美国与欧日的矛盾，但事实上效果不佳。G20涵盖的面更广泛，更符合包括发展中国家在内的众多方面的利益。
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在积极构建金融市场的同时，应积极争取剩余资金的使用权、国际公平分配权，但不宜轻易推动，或帮助日、欧改变“美元体制”现状，原因是改变美元体制，需要有足够的国内应对体制，包括完善的金融市场体制、自主技术创新体制、依靠市场的风险分散体制，乃至与国际会计体制接轨的会计统计体制等，这些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因此，需要冷静分析破坏一个体制、构建一个不成熟的体制，与维护现有体制之间的成本与利益。
目前看，中国的选择应该是“中立”，即健全现有体制，主动促进“效率化”，稳妥推动“分配公平化”。从国内需求看，还有如何维护国家利益和增强国际金融话语权等问题。
陈凤英：从发展中国家来讲，还要培育好自己的金融市场，避免大量资本外流到金融创新多的发达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