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盟华商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中的作用
- 时间: 2008-09-12 10:10:34 作者: 中橡网 来源: 亚太经济 点击：
- 内容摘要：目前，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进入全面发展阶段。出于彼此自身经济利益的考虑，贸易区中的诸国都会积极利用华商的实力与优势，加强双边的经贸联系与合作，这就使华商的桥梁作用将日益凸显。本文本着有利于华商生存与发展的宗旨，对东盟华商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经济合作中的作用，做一理性分析。
关键词：东盟华商，华商企业，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自2002年11月4日双方签署了《中国-东盟全面合作框架协议》以来，东盟国家积极主动地利用华商与中国地缘相邻、文化相通、血缘相连的优势，开展双边经贸交流与合作，并以此来推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目前，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发展进入全面发展阶段，这为东盟华商施展才华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一、东盟.华商是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重要资源
东盟是海外华商企业的重要聚集地，也是中国重要的经济合作伙伴之一。由于东盟华商人数众多，且在东盟各国经济生活中居于重要地位，是中国-东盟之间经济合作与交流的重要资源。
(一)东盟华商资源
东盟华商不仅拥有大量的人力和智力资源，而且拥有相当实力的经济资源。东盟是海外华商人力资源最集中的地区。据统计，海外华侨华人总数已达3500万人，其分布以东盟地区最多，约为2526万人，占72.2%。其中，新加坡251万，马来西亚560万，泰国664万，印尼697万，菲律宾103万，文莱5万，越南100万，缅甸100万，老挝16万，柬埔寨30万。目前，东盟华商绝大部分已经加入当地国籍，成为居住国的合法公民。东盟华商企业及其资本作为所在国私营企业和民间资本最重要和最活跃的组成部分，这就决定了他们在东盟各国经济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甚至是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东盟华商经济实力分析
东盟华商经营的企业以中小企业为主，但也涌现出一些经济实力较强，从事多种经营的华商企业集团。然而，东盟华商企业发展到今天，到底拥有多大规模和实力，其地位如何，研究者很难作出准确的判断。究其原因：一是华商企业的个案资料并不能代表整体华商；二是东盟国家没有华商的总体统计资料；三是许多华商并不是上市公司，运营状况透明度不大，很难获得确切数据。在缺乏整体统计资料的情况下，我们只能使用了香港《forbes资本家》杂志和《亚洲周刊》杂志有关东盟华商企业的统计数据作大致的分析。
1.华商企业集团的实力
东盟华商的发展历程及其雄厚经济实力，决定了他们在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中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从经济结构看，作为所在国民间资本组成部分的华商企业并不具有垄断性，更没有排他性，也不是所在国的支配力量。但在某些行业或经济部门中具有一定的优势地位，也是推动东盟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从东盟华商企业集团的经济实力来看，根据香港2004年《亚洲周刊》刊载了市值在1亿美元以上《国际华商企业500强》中，其中东盟华商总资产达5910亿美元。在2007年选列营业收入在100亿人民币以上《全球华商企业500强》中，全球华商企业500强营业收入总额约198944.61亿，其中东盟华商企业有20家，企业营业收入4235.76亿人民币，占全球华商500强营业收入总额的2.13%。
从华商企业集团首脑拥有的个人和家族财富来看，2007年全球华商富豪500强财富总量达39593.4亿元人民币，约折合5076亿美元，其中拥有12亿元人民币资产以上的东盟华商富豪46人，总资产为5411.15亿元人民币，占7.32%。这些分析虽然只是一种推断的结果，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东盟华商具有相当可观的经济实力。
2.华商企业的产业优势
从华商企业产业结构来看，除了中小型华人家族企业的产业分布相对复杂外，大型华商企业的产业主要集中在房地产业、金融业、贸易与制造业。
从国别来看，新加坡经济中，外国资本在制造业占有主导地位，政府资本掌握了大型企业较多，而新加坡华商以金融、房地产、旅游业为主体。以2006年香港《亚洲周刊》刊载的《国际华商500强》中的新加坡华商为例，从事银行有新加坡的华侨银行集团、大华银行集团、华联银行集团；房地产有城市发展集团、花莎尼集团等；旅游业、酒店有良木园酒店集团等。
泰国华商在商业、金融、纺织、钢铁、制糖业、运输、农产品加工等都占有重要地位。谢国民为首的卜蜂集团(Charoen Pok
hand Grou
)是泰国华商企业的典型代表。该集团在家畜业、水产业占优势地位。陈有汉为首的盘谷银行，伍挽图为首的泰华农民银，李智正为首的大城银行，在金融业占有优势地位。
马来西亚自1970年施行重点扶植马来人新经济政策以来，马来人控制了国家重要经济命脉，而华商企业在部分行业占有优势地位。根据2006年香港《亚洲周刊》刊载的《国际华商500强》中，马来西亚华商企业主要分布在农产品加工业、木材业、造纸业、水泥、汽车零件制造、地产业、电力、娱乐休闲和酒店业。郭氏兄弟集团拥有和控制的企业在200多家以上，有“糖王”和“酒店王”之称。丰隆集团氏是马来西亚最大的建筑材料生产与供应商。
印尼的整个经济命脉控制在政府企业和原住民企业手中，而华商企业只在某些行业中占有一定优势地位。以2006年香港《亚洲周刊》刊载的《国际华商500强》为例，印尼华商企业主要业务分布在农产品加工、水泥、银行、不动产等。林绍良为首的三林集团，在面粉、食用油、水泥、汽车装配、金融、不动产等行业占有一定份额。吴满同为首的印多福食品有限公司，在速食品、婴儿食品、食用油、饼干等行业占有优势。
菲律宾华商企业总体经济力量较小，但在本国经济发展中也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华商企业在金融、商业、不动产、制造业中占有优势地位。陈永栽(lucioc tan)集团是菲律宾最大的华商企业集团，拥有菲律宾最大的卷烟厂(占全菲市场的60%)、第二大啤酒厂(占菲市场的15%)、东南亚最大的养猪厂以及金融、房地产、航空运输等近百家企业。该集团在香港、中国大陆、美国、新几内亚、关岛、文莱等国家和地区均有跨国投资。
东盟华商企业虽然近年来经济实力有很大的发展，在东盟地区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但与发达国家跨国集团相比，其力量就相当弱小。在美国的《Fortune》和《幸福》杂志中发表的世界企业500强中，很少看到东盟华商企业。这说明了东盟华商企业虽然发展迅速，但其经济实力与世界上的大跨国公司相比，又远远只能望其项背。
(三)华商网络资源
华商社会历来就存在着“血缘、地缘、业缘”等关系，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经营流通网络，这是华商企业发展的特殊资源。华商网络资源是由许多不同的子网络构成的，主要包括贸易网络、企业网络、社团组织以及世界华商网络。华商贸易网络是由小批发商、代理商、大批发商、进出口商以及跨国贸易集团构成的。它的触角延伸到世界各地和经济各个领域，成为东盟各国经贸发展的重要桥梁。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华商企业加强同世界各国企业之间联系与合作，东盟华商企业网络得到进一步发展。如2003年10月“10+3”中小企业合作网站以来，东盟华商企业与中国企业之间的交流进一步加强。此外，以中华文化为基本内核的人际关系为基础的华人社团组织，通过对经济和政治等各种资源的整合而形成的一种社会关系组织。目前，各种亲宗会、同乡会、行业社团等组织有1万多个，特别是世界华商大会，把东盟华商网络同中国大陆、香港、台湾以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华商网络连接起来，发展成为多国共享、多元文化、开放性的网络，因而成为连接双边经济的黏合剂，可为各个国家、企业和人士所利用。
(四)华商资源分布不均衡
从东盟国家的对外开放先后和发展水平看，新加坡对外开放时间最早，属于亚洲地区新兴工业化国家，华人经济发展较快并具有一定实力；泰国、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对外开放时间次之，属于亚洲准新兴工业化国家，华人经济发展速度仅次于新加坡；越南对外开放时间迟至20世纪80年代末，属于新经济增长区；缅甸、老挝、柬埔寨属于低经济开发国家。在东盟10个成员国内部，既有新兴的工业化国家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等；又有越南、缅甸、老挝、柬埔寨等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在经济发展水平和阶段上存在巨大差异。海外华人家族企业主要集中在东南亚，包括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印尼和菲律宾(参见下表)，其中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泰国则是华人家族企业相对集聚的区域。
表 国际华商500强中东盟地区华商企业市值分布
====================================================================
| 2002年东盟各国华商 2004年东盟各国华商
―――――――――――――――――――――――――――――――――
国别 | 市值（亿美元） 比重% 市值（亿美元） 比重%
―――――――――――――――――――――――――――――――――
新加坡 | 507.74 10.66 61460.9 10.40
马来西亚 | 328.65 6.90 36563 6.19
泰国 | 94.78 1.99 15028.2 2.54
印尼 | 69.54 1.46 7451.9 1.26
菲律宾 | 54.3 1.14 7333.9 1.24
东盟五国 | 1055.01 22.15 1278.38 21.62
=====================================================================
资料来源：《香港亚洲周刊》2002年10月、2004年10月。
注：2002年国际华商500强总市值为4763亿美元，2004年国际华商500强总市值为5910亿美元。
综上所述，东盟华商已经成为国际资本中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而最具经济实力的华商，主要分布在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印尼、菲律宾等国。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进程的加快，东盟华商资本与所在国原著民资本、国际资本等多样化资本组合在一起，使华商经济资源更加丰富。
二、东盟华商在中国与东盟关系中的角色转化
目前，东盟地区的华侨华人与祖籍地保持着密切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一)经济角色的转变
华侨移居东南亚的历史十分悠久，至少可追溯到1000多年以前。早期到东南亚的华侨大多是出于经济目的，因此从一开始就与祖籍地保持着密切经济联系。其中华侨汇款一直是华侨与祖籍地保持经济联系最基本的纽带，也是当时中国外汇收入的重要来源。直到鸦片战争(1872)以后，华侨开始选择在家乡投资办厂，促进闽粤两地的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发展。特别是辛亥革命以后，华侨开始把爱乡与爱国的情感融为一体，回国投资不再局限于家乡一地。正如有学者指出，“东南亚华侨既是中国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的积极推动者，也是中国民族工业的先驱。”
二战以后，东盟各国相继独立，从自身政治发展的需要和民族主义立场出发，大都不同程度地采取了限制华侨华人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强制同化政策，从而导致了华侨华人角色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在经济上，随着华侨相继入籍，华人经济逐步成为居住国经济发展的一个组成部分，华人的经济发展状况才有所好转。此后，华侨华人与祖籍地政治联系的切断，经济联系曾一度被中止，但海外华人仍通过各种间接渠道向祖籍地的乡亲汇款、寄物，以解燃眉之急，尽亲情之谊。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东盟华商才渐渐恢复了同祖籍地直接的经济联系，但这种国际联系仍然受到居住国的相关政策和法规以及自身政治法律身份的限制。90年代以后，东盟华商在中国的直接投资才开始呈现出快速增长的势头，而且还通过各地的同乡会、宗亲会等华人社团组织来加强与祖籍地的经贸联系与合作，但这种合作与投资是以经济利益为目的国际合作。
(二)政治认同的转变
早期华人移居海外，大多是单身下南洋谋生，把父母妻儿老小留守家乡，并没有长期居住在海外的打算，因此他们对祖籍地怀有血浓于水的情感，不时往来于祖籍地和侨居地之间，与祖籍地保持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正是因为他们是中国侨民身份决定了在政治上效忠中国，并与祖籍地的政治联系尤为密切。其主要表现：东盟华侨对祖籍国保持着强烈的政治认同，而且在行动上积极响应并参与祖籍国的各种政治变革和革命运动，以及投身于抗日救国运动，为中国革命所作出的突出贡献，由此赢得了“革命之母”的赞誉。
二战后，东盟国家采取了强制性的同化、禁止中国新移民入境以及土著人优先等政策，使广大华侨认识到自己的命运应该同居住国的命运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为了更好的生存与发展，海外华侨改变了以往的政治认同观，参与当地政治生活并融入主流社会，变“叶落归根”为“落地生根”。随着华侨加入所在国的国籍以及土生华人比例的日益增大，华人社会与居住国的政治关系越来越紧密，与祖籍国长期维持的政治联系因失去了社会基础而渐趋淡化。另一方面，由于受冷战时期的国际环境的影响，东南亚国家与中国的关系相互对立，华侨华人问题的政治敏感性，导致华人不敢与家乡建立任何形式的交往和直接联系。另外，经历了社会动荡和多次的排华事件上述的磨难之后，华人社会意识到适应与转变是发展的必然，于是加速的华侨主动融入主流社会的进程。
(三)文化认同的转变
二战以前，居住在东盟的华侨大多数在中国出生或长大，长期受到中华文化伦理道德观念的熏陶，中华传统观念根深蒂固。无论是在语言和民族特性上，还是在思想观念和文化传统上，他们大都与祖籍地保持着一致性。在东南亚侨居国，华侨建立起各种独立于当地社会之外的中国式的社团组织，在生活上则保持着中国人传统的风俗习惯和祖籍地大致相同的生活方式，接受华文教育或送子女回乡接受正宗中华文化教育。与此同时，他们还经常回家乡拜祭祖先，探亲访友，联络乡谊，捐资办学，注重与祖籍地文化保持连续性，以加强自身对中华文化的归属意识。然而，20世纪60、70年代以后，由于政治原因，东盟华人与祖籍地的文化联系几乎中断，再加上居住国政府对华文教育的限制以及对华人实行文化同化政策，导致战后出生的华人的传统华文观日渐淡薄。直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双边关系的改善，以及儒家文化商业价值的提升，吸引了华裔青年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和向往。但是，作为土生土长的东盟华人，已经不可避免地接受了当地的文化和价值观，他们与祖籍地的文化关系已经逐渐脱离过去那种延续和继承的关系，开始朝着对等的交流和合作方向发展。
三、东盟华商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作用分析
早在20世纪90年代，日本官方和一些媒体曾极力渲染跨国的“大中华经济圈”、“华人经济圈”的概念与设想，甚至断言已经存在这一经济圈，其用意在于夸大海外华商的经济实力和华商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这种设想不仅在经济上是行不通的，而且在政治上不利于中国与东盟各国的友好关系，更不利于东盟华商在当地的生存和发展。因此，中国政府、东盟国家以及海外华商明确表示不赞成这一设想。
如今，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构建，是本着互利互惠、共同发展的原则，促进区域内各国经济发展与稳定，而且像此类自由贸易区很多，不可能是建立在血缘关系和种族原则的基础上。因此，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离不开中国与东盟各国政府的协商与推动，也离不开企业的积极参与。作为东盟国家最有活力的华商企业，与中国有着地缘、人缘、亲缘、血缘关系，他们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中的桥梁作用将更加凸显。其作用主要表现在：
第一，经贸合作的重要桥梁。东盟华商具有两地投资的成功经验，他们不仅当地投资创业获得成功，而且熟悉中国的政治、经济制度、文化和风土人情。许多华商在投资东盟与中国的进程中，积累了大量成功经验，拥有丰富的人脉资源，在区域贸易投资一体化等方面发展了许多合作新模式。比如中国企业到东盟投资，华商可以协助组织团队、负责早期规划、提供投资服务。同样，东盟华商到中国投资，也可以利用自己在中国的人脉资源、经验，为东盟企业提供帮助，起到中介桥梁和向导服务作用。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末以后，东盟华商一方面凭借其在居住国形成的资源配置优势，另一方面凭借其自身与大陆同文同种的血缘、亲缘优势，带动了双边经贸合作的快速发展。截至2007年底，东盟国家共来华投资17972项，协议外资金额534.68亿美元，多数由华商投资的。
第二，自由贸易区建设的积极参与者。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离不开双边企业的积极参与，华商企业将愈来愈发挥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曾指出，东南亚华人是连接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印尼、越南、柬埔寨等国家与中国的一条共同主线。如果没有华人，东南亚的经济状况肯定不会像现今这般有活力。目前，各国政府高度重视华商企业界参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并通过举办各种形式的贸易、投资政策推介会和中国南宁定期举办中国-东盟博览会等活动，促进政府、商会、学术机构和企业之间建立合作网络；同时通过发挥商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和中国一东盟商务理事会等非政府组织运作和影响力，有利地促进了企业界的相互了解和合作。另一方面，东盟华商对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充满信心，积极扩大区域内的投资规模。如泰国泰世界集团董事长陈克齐表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不是概念，而是机遇，我正在考察中的食品市场，希望伺机将集团的产业链拉长。下一步，将考虑通过重组、收购、投资等方式，扩大集团在自由贸易区商贸网络。”
第三，自由贸易区建设的积极推动者。社会学家认为，包括网络关系在内的社会资本，可以跨越国界和民族的界限，既扮演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推动者，也是成为区域一体化的实施者。具有悠久历史的华商网络不仅有力地促进了各国华侨华人经济的发展，而且与各国工商网络及跨国公司有着密切联系，已发展成为开放性的国际经贸网络。另一方面，东盟华商在居住国拥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和较大影响力，他们当中有许多是政府官员、地方议员、政府决策顾问、政府领导人的私人朋友；也有不少华商在华人社团、协会、报刊电台、华文学校等担任重要职务；还有一些华商与军政要员、社会名流等高层人士建立了密切关系。东盟华商正是因为有了这些特殊地位和影响力，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中将会起到有力的推动作用。正如美国著名的未来学者约翰.奈斯比特在分析亚洲华商经济时所指出的那样：“在当今这样一个资本与天赋不分国界的时代，华人正可以担任一个桥梁的角色，去连通整个亚洲的资金、观念、市场、与谋略，并进行广泛交流，共创新世纪”。
四、东盟华商作用的前景以及对策建议
有些学者认为，建立自由贸易区的政治意义永远大于其经济意义。其实，孰轻孰重并不重要，关键是双方都有合作的意愿和基础。无论从政治还是经济的角度出发，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对双方的合作与发展都有现实的、积极的意义。中国与东盟建立了“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中国作为第一个东南亚区域外国家加入了《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中国还与东盟先后签署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关于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联合宣言》，以及在反恐、非法移民、禁毒、执法、刑侦等领域开展合作，并取得了许多实质性的进展。由此可见，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关系已经进入全面发展阶段，合作与发展成为主流，尤其是在经贸领域，双方的合作关系将会进一步发展。
(一)东盟华商作用的前景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对本地区华商作用创造了良好环境，尤其是以下几种政经效应对华商作用的前景具有深远意义。.
第一，区域内贸易规模扩大，华商企业获得“贸易创造”效应。据东盟-中国专家组用“全球贸易分析项目”模型对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进行可行性分析的结果表明：自由贸易区建成后，中国对东盟的出口将增加106亿美元，增幅为55.1%，东盟对中国的出口将增加130亿美元，增幅为48%，以此拉动东盟和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分别增长0.9%和0.3%。而东盟华商主要以出口型贸易企业为主，在区内“贸易创造”效应的带动下，将会获得更大的发展。中国与东盟的双边贸易额已从2000年的384亿美元增加到2007年的11900亿美元，2008年有望突破2000亿美元。
第二，促进双边经济合作，增强华商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我国与东盟国家地理位置邻近，开展贸易往来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近几年来，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进程的不断加快，双边经贸关系进一步加强，双方在资源构成、产业结构和工农业产品等方面各具特色，互补性很强，发展潜力巨大。从双向投资来看，截至2007年底，东盟国家共来华投资17972项，协议外资金额534.68亿美元，占我国吸引外资总额的7.2%；实际投入261.75亿美元，占我国实际利用外资总额的6.6%；
第三，增强华商企业的经济安全。东盟作为亚洲地区唯一的区域经济组织，在亚洲金融危机时，不能保护本区域经济的安全，充分暴露了其合作的脆弱性。要保护并拓展可持续发展的国际经济环境，有效地抵制各种经济风险，就需要构筑一个地区依托。中国与东盟率先启动自由贸易区进程，既是双方经济发展和经贸合作的必然趋势，也是双方长期以来形成的睦邻友好的政治关系的一种必然选择。从地缘上看，中国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有利于华商企业稳定增长的外部市场，扩大回旋余地，有效地化解对外贸易与投资带来的各种风险。
第四，消除东盟国家对华商疑虑。长期以来，东盟国家对华人心态比较复杂，一方面出于自身的政治和经济利益考虑，愿意华商同祖籍国保持比较良好的邻居关系，但另一方面，又担心中国的发展崛起对它们是一种威胁，影响本国的华人效忠的问题。当前，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在经济上，最终实现经济区域一体化；在政治上，双方共同签署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加入了《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并与东盟结成战略伙伴关系。这样，双方不仅经济上紧密联系在一起，而且使双方有了政治承诺和法律保障。
(二)发挥华商作用的对策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所带来的政经效应，为华商发挥作用提供良好的环境。在此背景下，东盟国家本着以经济利益为优先考虑的原则，逐步放宽了华商到中国进行商业活动的限制，并利用华商的力量与优势，加强与中国的经贸合作。同时，中国企业也会利用东盟华商的经贸网络关系，加强同东盟国家经贸合作，这无疑加深了华商与祖籍地经济的联系。然而，华商经济的发展、华商与祖籍地经济联系的加强，往往会受到种族主义者或一些政客的干扰，引发种族矛盾，导致排华事件。正因为如此，华商不得不根据所在国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状况来决定对华投资的方向和力度，因而表现为较为谨慎和低调。因此，笔者认为，要采取如下措施，从根本上消除东盟国家对海外华人的疑虑和担心。主要有：
第一，避免过度渲染华商对祖籍地的作用。因为华商经过战后几十年调整与适应、融合与发展，已经成为所在国的公民。他们在政治上认同当地，在经济上也成为所在国经济发展的一支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东盟华商资本作为所在国民族资本的组成，他们对中国进行投资与贸易活动属于正常的国际商业活动，我们不应过分夸大对祖籍地的影响，否则不仅不利于中国与东盟国家关系的发展，也不利于华商在东盟的生存与发展。
第二，克服东盟华商企业内生的脆弱性。东盟华商作为一个地区的经济组织，其内部具有内生的脆弱性。主要表现在：一是东盟各国实施限制华商企业的经济政策；二是长期以来东盟华商的经济结构雷同、贸易结构趋近，出口市场单一，产业关系松散、竞争性大于互补性。因此，要加快华商企业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注重技术进步，努力提高出口产品的附加值和技术含量。
第三，加强东盟区内经济合作。目前，东盟华商在区内合作过程中，还存在一定的困难与矛盾。主要表现在：一是东盟区内各民族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性；二是华商所在国的贸易自由化方面存在分歧和矛盾；三是东盟国家内部市场容量有限，对外部依赖严重；四是东盟内部历史积怨、领土主权争端、政局不稳、民族宗教差异等矛盾。因此，在加强东盟华商之间经济联系的同时，必须重视当和加强与当地企业的经济合作。
第四，消除东盟国家对华人的政治不信任。近几年，由于中国资本项目管制的影响，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十分有限。相比之下，东盟对中国直接投资规模较大，其中不少是东盟的华人资本。但由于东盟国家对中国和华商又缺乏足够的政治信任，引发出许多问题：“华人效忠”问题和针对华人的骚乱事等等。这就妨碍了双方经济合作的进一步深化，增加了华商区域经济合作的复杂性和不稳定性。因此，应尽快消除东盟国家对华人的政治不信任，为华商发展创造一个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
第五，增进沟通与互信，处理好敏感问题。由于历史和地缘原因，东盟对中国有一种本能的恐惧感：经济上，担心中国抢走了东盟市场和华人资本；安全上，害怕“南沙问题”和“中国威胁论”。对此，东盟华商有必要加强同东盟人民的沟通与联系，特别要加强文化与教育的合作，增进东盟人民对中国的认识和了解，为华商的发展创造一个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