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生产生活造成巨大冲击，将加速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进程。5月19日，国务院参事、住建部原部长仇保兴，中国石化原董事长傅成玉，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董志勇，光大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清华大学袁钢明教授，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院长李稻葵等共计八位知名专家学者做客《博弈论》，就“疫情下的中国经济展望”的大主题，提出保安全，稳民生，谋长远的政策建议。
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院长李稻葵认为今年经济增长速度要量力而行，保住安全，能够为长远的经济发展留足空间，特别强调财政政策要发力，而不是简单的靠金融的扩张，
李稻葵认为，当前环境下，第一件事是保安全，包括经济运行的安全，金融的安全，整体产业链的安全，我们的产业升级的安全。第二，稳民生，要稳住民生，最主要的就是就业和我们的中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收入跟就业这个要稳住，当然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也需要稳住，但是最终的目的还是以人为本，最终还是落实到民生和百姓。第三，谋求、谋划长远的发展，建议在国有企业改革，在高水平的深层次对外开放，在中等收入人群的扩大等方面，要本着未来20、30年发展的这么一个大的目标，来进行谋划。
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姚景源建议，今年不去设定具体的GDP目标，假设GDP设定高了，可能会“大水漫灌”，并导致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姚景源认为，GDP是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它能够使所有纷繁复杂的经济活动量化，但是它同样有问题。一是它只能代表总量，表明不了分配状况。二是GDP本身不能够表明获得这样一个GDP的量，付出的成本是多少。
姚景源认为，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要加大政府宏观政策的作用，对于GDP增长速度，虽然一季度是-6.8%，但二季度肯定会有所转正，形成正增长，中国经济比较好的状态是三四季度，保持6%以上的增长是没有问题的。
国务院参事仇保兴在《博弈论》访谈中表示，城镇化有一个量到质的过程，数量上的城镇化我们已经进入了拐点，这一点是比较清楚的。但是质量上的城镇化刚刚开始，质量上的城镇化是包括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住房的消费升级，有钱人他要买两三套房，冬天住一套房，夏天住一套房子，作为一般的老百姓，老旧小区的改造，国务院下达了指令，今年是700万套，比去年增加了一倍，这是一万亿的投资。地域上的城镇更重要的，就是我们的人口还是要向都市圈集中，向优势地区集中，这三个城镇化就代表了城镇化从数量走向质量。
仇保兴表示，任何一次危机，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表现都不一样的，外贸这驾马车不掌握在我们手里，消费这个马车是决定于老百姓的口袋，决定他的信心，消费实际上就是预期收入的函数，他预期如果没有收入了，消费就上不去。只有投资是我们比较好操作的，但是投资一定要投得准，投到解决民生的问题，投到经济的短板问题，投到能够产生短期和长期效益的问题上。
在谈到国家能源安全的问题时，中石化前董事长傅成玉认为，不能就能源本身谈能源安全，光从能源角度看，中国不缺能源，但是我们的能源结构不合理，比如说煤特别多，清洁能源相对少一点，石油也比较少。拿石油来说，我国进口四亿吨，对外依赖度达到了70%，在短期内，这个现状是不能改变的。傅成玉进一步表示，我们现在应对国际情况，要从能源自身跳出来看，要看国际的能源供给和消费关系上，然后能源政治结盟关系上，再看未来人民币和美元的关系上，要把这些因素统一考虑，来看待能源安全问题。
在谈到中国银行“原油宝”问题时，傅成玉表示，原油宝不是炒期货的，不是跟芝加哥和纽约对接的，而是模拟期货，因为信息不公开。你要在芝加哥交易，一手一千桶，跟一手一桶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它是模拟的。这个不作为能够保证安全用的，而是老百姓投资用的。
谈到资本市场时，光大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表示，中国股市的表现比美股更有韧性，美国是大幅波动，中国春节以后第一个交易日跌得比较多，后来波动性相对还是小一点，所以我们股市今年总体来讲表现是不错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中国和美国都有实体经济和金融脱节的问题，一季度的增长我们是负6.8%，我们看现在的就业压力，似乎经济的压力是很大的。但是股市还是有韧性，一个是流动性宽松，第二个就是大家总体还是相信疫情的冲击是短暂的。中美的风险资产上涨态势能不能持续，主要还要看疫情的演变，大家相信它是一个短期的，但是短期是一个什么样的程度，未来是百分之百恢复复工复产，还是最多只能恢复80-90%，有些行业因为疫情控制的需要，可能很难在一个有效的疫苗出现之前，很难恢复到正常。
关于人民币汇率问题，彭文生认为，主要看国内外经济的演变，如果是全球经济恢复，风险偏好上升，在这种情况下美元总体会是偏弱的，如果疫情得不到有效控制，风险偏好受到抑制，大家追求安全资产，那美元可能是相对强势，有可能对包括人民币在内的新兴市场货币带来一些贬值压力。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董志勇表示，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取决于三个方面。第一是疫情持续的时间和范围，这个范围包括全球的范围。第二个是政策的对冲力度，第三个是我们要付出的政策成本。他认为，疫情影响，应该“短期不低估，长期不高估”。
在谈到货币政策时，董志勇建议适当降息和降准。他认为，当前的降息的力度和结构是不一样的，这是改革式的，市场化的，渐进式和结构性的降息。他同时强调，不宜实施强刺激的政策，要充分考虑我们的政策成本，经济下行不一定是坏事，经济下行也是市场的一个自我修正和调节，是强制性的挤出泡沫，淘汰产能和刺激创新。
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研究员袁钢明认为，中国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空间还很大，货币增长速度还在10%，中国的利率还在一个合理的状态，所以中国目前的货币政策有比较大的空间。再就是财政政策，我们财政赤字率要比美国合理得多，完全在安全范围内。所以中国无论是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都有很大的调整空间，这是我们的一个底牌。
